令决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决敌五十二师次及五十九师，逐次由左向右打击由宜黄来援之部队，即继续消灭肖乾的十一师。我们的企图已指示过，但是我主力二十七日与敌接触，即解决五十二师一部，师长已被擒，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即解决战斗，五十二师只有一个团退守大华山，并在我二十一军包围中。在此时期，果能机动地本上级之意图，迅速以一部主力抄袭右翼之敌之右后方，是十分有利的，不但二十八日可以全部解决右翼队的战斗，即三月一日迎击敌人之十一师亦最为有利。但是我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二十一军解决大华山之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我主力之另一部，虽已经发扬了机断专行的动作，追击敌人已到了右翼阵线，实际上也援助了右翼军，但是未将西源五十九师之一个团及无线电队、军需处等残敌消灭，即率队归还建制，因途中往返，亦错过此好机会。

　　三月一日我方面军已解决敌之两个师，敌之十一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之十一师的好机会。但我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事先移到右翼，又因无线电传达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十一师之命令至午后才达到，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之二、三纵队的增援于二日达到河口附近，我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

　　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

　　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决不能把机断专行误认是违抗命令，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抛弃机断专行。在战斗条令、野外条令上再三反复说明过：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有机断专行的自动性。我们应借鉴此次教训去争取全部胜利。

　　东陂之役同样地缺乏机断专行的处置。敌之十一师全部溃退大部缴械后，五十九师残部之一个团亦被溃兵冲破，一部被缴械，敌九师增援之一个团亦被冲破，被我军缴械，此时敌之恐慌混乱已达到极点。但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不能发扬最大之机断专行，去追击，去截击，去威胁退却的敌之另一部。及至晚间敌已乘黑夜退却，途中运动十分困难之际，也没有用火力去扰乱及派部队去追击，使敌陷于全部溃散，致使我以少数兵力而能消灭多数之敌的好机会完全错过，竟使敌之九师、十一师残部得以退回宜黄，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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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通信联络不确实。

　　山地战斗之联络，本有困难，但是我们的通信联络工具，并未充分地利用来克服此困难。例如，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电台与指挥地点相隔又远，有时又在行动，乃致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敌十一师的命令，有许多部队午后才收到，因之各部行动未协同一致来消灭敌之十一师。造成这一情况，通信传达不及时是原因之一。

　　我们最近专靠无线电通信，把它当成了最主要的工具，而放松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无线电最易出毛病，更易泄露秘密。有线电话是指挥上最合适的工具，但各级通信均不能按时设置，致使东陂、黄陂两战役不能适时指挥。旗语在山地上也有相当作用，但平时未充分训练，此两役亦未见运用。 徒步通信传送的报告、命令、通报，均少用书面的按时送到。

　　六、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

　　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

　　黄陂之役，右翼军方面还有一部分机关枪、迫击炮、步枪子弹壳未收集起来，固然因有敌情顾虑，但如能早为注意，亦不致临时放弃。

　　东陂之役，战后第二天，各部队报告打扫战场已完毕，但是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的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由此可见，我们一般的同志还没有注意到战利品是红军现时最大的补充，即是小块零件，即是子弹壳，亦十分需要。

　　对俘虏处置错误也是游击习气。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枝，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

　　东陂之役得了前项之教训，未放走一个俘虏官兵，将反动的十一师可以说是全部消灭，除死伤外，逃脱的没有几个，这样，它想恢复建制就不容易了。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其余的应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对破坏敌人之组织更为彻底。

　　注释：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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